没有坐票旅客一边站着一边用手机查看新闻。殷立勤 摄

在中国,于敏的名字曾绝密了28年。在“隐身”岁月里,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和武器化。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于敏多次否认中国“氢弹之父”的称谓,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2019年逝世的科学家似乎格外多,也格外受人关注。

89岁,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和教育事业。

固体地球物理学家曾融生是中国地壳深部构造研究工作的开创者,开辟了我国地球物理测深事业。同时,他也是位杰出教育家,曾参与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教研室和北京大学固体地球物理教研室的创办,其著作《固体地球物理学导论》是我国首部完整、系统地论述固体地球物理理论和应用的重要论著。

为实现“人人有饭吃”的理想,他为我国水稻遗传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在他70多岁时,还带着学生翻山越岭,寻找野生稻种。

1956年,化学工程专家、我国湿法冶金学科奠基人陈家镛放弃在美国的事业,回国工作。他针对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急需,开拓了湿法冶金新工艺和新流程,使我国湿法冶金在很多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还有物理学家、我国中子科研领域主要奠基人之一章综,他倡导和推动了我国散裂中子源的立项和建设,为我国中子科学和中子技术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生前埋首科研,很少公开讲话,几乎从没接受过采访。

阮雪榆在国际上首创冷挤压许用变形程度理论,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黑色金属冷挤压技术,其研究成果广泛应用在轻工、电子、机械、兵器、航天、航空等行业,仅冰箱压缩机曲轴一项成果,就曾在3年中为我国节省外汇1320万元。

今天,他参与创建的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以研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特异现象和材料服役效能为主的科研机构之一。

今年6月,我国毫米波技术领域杰出专家和教育家孙忠良逝世。在身边人眼中,这位曾担任国防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总装科技委兼职委员、总装某专家组专家的老人,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傅”。他们知道他干的是“大事”,但不清楚他到底做的什么。

同样出于科学报国的信念,材料学家涂铭旌在1958年登上从上海西行的列车,响应国家号召,举家西迁,前往建设中的西安交通大学,投身金属材料学科建设。

翻开2019年离世科学家的名单,可以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成长于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怀揣科教报国的心愿,付出毕生心血建设新中国,爱国者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家长带着孩子一起通过手机看电影。殷立勤 摄

车厢内孩子一边趴在窗台上,一边看着电影。殷立勤 摄

8月,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布衣院士”卢永根逝世。

工程热物理学家王补宣1949年从美国回国工作。1957年底,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本科专业。

旅客在车厢内与千里之外的亲人视频聊天。殷立勤 摄

旅客在车厢内与不在同一车厢的女友视频聊天。殷立勤 摄

气象卫星专家孟执中曾参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他担任过我国第一颗风云气象卫星风云一号的总设计师,并在风云一号研制成功后,继续担任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的技术主要负责人。

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与栋梁,从来不像其外表那般享有夺目光彩。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奉献者是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的另一个标签。

10月4日,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张嗣瀛逝世。35年前,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仪式上,年届六旬的他对着受阅方队中的我军新一代单兵反坦克武器热泪盈眶——为解决该武器因控制指令交叉耦合而不能中靶的问题,他研究了3年。

截至12月中旬,这一年,我们已相继送别32位两院院士——这也是2018年逝世的院士总数。此外,还有数位在所属领域居功至伟的科学家也于今年离世。

王补宣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曾感叹:“50年来我目睹了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力逐渐鼎盛的发展过程,远超过我青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对振兴民族的期盼。”

家国情怀也体现在科学家们做出的人生抉择中。

张嗣瀛曾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国防我们强大起来,经济我们全面上去。现在看到中国发展了,我非常高兴,但是还不行,还要干,还希望中国再强大。”

物理学家、半导体学科创始人之一、红外学科奠基者汤定元,是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之一,曾为“两弹一星”等研制作出重要贡献。

化学家、我国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重要奠基人之一卓仁禧,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从研制光学玻璃防雾剂,解决炮镜、望远镜等“看不清”的问题,到研制彩色录像磁带黏合剂和助剂,解决当时电视屏幕的“闪”点问题,再到合成多种基因治疗化学载体,他倾尽所学只为民。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了解这些不够“出名”的著名科学家。人们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做过怎样的事,说过怎样的话?为什么值得怀念?他们的离开又意味着什么?

有人感叹:“这才是国家的真明星、真偶像!”“这应该是点击过亿的人,粉丝无数的人,被铭记的人!”

孙忠良为我国毫米波技术的工程应用和国防应用作出杰出贡献,其研究对推广5G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直到生命最后阶段,这位常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老院士,还在病床上与同事约定出院后要一起构建价格更低廉、创新性更强的毫米波超材料成像系统。

物理化学家梁敬魁一生在基础材料领域取得大量创新性成果。作为一名做基础科研的专家,他的事业安静而低调,却为新中国工业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87岁,一生节俭的他和老伴一起将毕生积蓄880万元捐出,成立教育基金。他说,支援国家搞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是不可能的。“我要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作为最后的贡献。”

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微电子学家陈星弼是我国第一批学习及从事半导体科技的人员之一,也是电子工业部“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学”专业第一个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功率器件领路人”。他是国际半导体界著名的超结结构发明人,其发明专利已被超过550个国际专利引用。

有人希望媒体多宣传科学家,“不要等人去世了,才被知道姓名”。“多讲讲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研究领域吧,没准就有孩子因此爱上这个行业。”

凝聚态物理学家王业宁同样以科研事业为乐,“从中学时代我就迷上了物理,光声热电的世界太有趣了!”上世纪60年代,王业宁提出“马氏体相变内耗规律及其机理”,比西方同行提出类似结论早了10年。她还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声光调Q-YAG激光器”,并在高温超导体和铁电材料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民众看着手机上的电影,开启了长达42小时的回家路。殷立勤 摄

1月18日,在上海开往成都的K4663次列车上,旅客们正通过手机、Ipad刷微信、上抖音、看新闻,度过这长达42小时的回家路。2020年春运大幕已经拉开,大量动车、高铁昼夜不停地穿梭在全国各地,在这股“钢铁洪流”中,平均时速120公里绿皮车依然承担了巨大任务,民众也在这“慢火车”上体验着属于自己的“慢生活”。(图稿)

有人饱含歉意与敬意,“对不起,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虽然对很多科学家都不太了解,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国家的贡献。”

材料科学家李恒德1956年在清华大学创立了我国首个核材料专业,为我国核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科学家们几乎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创新。新中国70年科技史上的许多“第一”都与他们有关,拓荒者是他们的第三个共同标签。

在贯穿全年的相关媒体报道后面,总能看到人们自发留下的大量缅怀话语。

旅客在车厢内上抖音消磨时间。殷立勤 摄

中国冷挤压技术的开拓者、塑性成形与数字化制造专家阮雪榆出生于日军侵占我国山海关后几天。山海关又称榆关,父母将雪榆关国耻之志写入他的名字。

陈家镛曾说:“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

于敏喜欢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认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非常好的品德。

陈星弼热爱自己的事业,曾在谈及社会上的物质享受之风时,风趣地说:“我看那些人玩的水平很低,无非是消耗钱。他们玩的东西人人都可以玩,我们玩的东西他们玩不成。我们很骄傲啦!”

毫无疑问,在新中国70年奋斗史中,在科技强国道路上,这些谢幕转身的科学家们刻下了自己的姓名,印上了自己的足迹,而人们往往并不确切知晓他们的贡献——“大国明星”们习惯将名字深埋于泥土,却联手塑造了你我今日的世界。

1951年,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的汤定元怀着报国热情回到祖国。后来,他多次被人问起选择回国时的所思所想,他说他不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这种问题这么感兴趣,在他看来,回国是理所当然的事,简直不值一提。

孩子站在位子上,玩着游戏,而一边的旅客正在看电影。殷立勤 摄

这代科学家身上有种共性,即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用1月16日逝世的“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核物理学家于敏的诗句,就是“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车厢外的风景,比不过Ipad上播放的《中国机长》。殷立勤 摄

上世纪50年代,李恒德冲破美国的封锁回国。他说:“我全身流的就是中国人的血液,我就是喜欢中国,喜欢她的河山历史和文化。我就愿意生活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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